通商”的橄榄枝抛了出来。

“我瞅着这日本人死活拿着台湾，有些不太对劲，他们莫非是想以台湾为跳板，攻打美国人控制的菲律宾或者是荷兰人控制的东印度群岛，这应该不是贵国所希望的吧！

我听说德国人正在扩军，又是造什么无畏舰，又是扩充陆军，这万一欧洲打起来，日本人又有海军养狗可以，但也要防着狗急跳墙，咬主人”

“爵士，”袁世凯带着一种“为大局着想”的恳切，低声说道，“贵国是远东秩序的维护者，最不愿见日本彻底崩溃，引发不可测的混乱。

周鼎甲此人，虽然刚猛，但还算讲道理，若贵国能说服日本，认清现实，放弃台湾，换取其在朝鲜中南部立足，并约束其日后不再觊觎大陆，则战争可止，东亚可安，届时，贵国在远东的利益，尤其是商业利益，未必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。反之”

袁世凯没有说下去，只是沉重地摇了摇头，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：反之，就是日本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中国彻底掌控朝鲜半岛，列强颜面扫地，远东秩序彻底洗牌，英国在亚洲的威信遭受重创，甚至可能波及印度。

朱尔典眼神变幻不定。袁世凯的话，印证了他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，也清晰地勾勒出中国不可动摇的底线和可能的“交换条件”。

他不得不承认，袁世凯描绘的“日本放弃台湾换取朝鲜中南部”的方案，虽然对日本极其屈辱，但确实是目前最符合各方利益的条件。

一个被削弱但依然存在，海军强大，又被限制在朝鲜半岛的日本，依然可以作为未来牵制中国的一个棋子，但若是台湾在日本手中，万一日本人乘着欧洲打起来抢夺东南亚殖民地，虽然可能性不大，但日本人真要是动了手，还真不好处理

相比较而言，缺乏海军的周鼎甲想觊觎马来亚就比较难了，周鼎甲顶破天就是攻打印支，在缅甸骚扰，这些早有预料，大英帝国也有准备。

死道友不死贫道，英国人只要出卖了法日的利益，满足了周鼎甲的胃口，在战时，周鼎甲总要观望一番，他破釜沉舟全面进攻缅甸的可能性并不大，缅甸的交通摆在那里。

促使朱尔典倾向于同意，最根本的原因是周鼎甲索要的三块地方，都找了理由说是中华故地，这恰恰说明他相对有分寸，比较在意合法性，而且又和其称帝挂钩，朱尔典思前想后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，说到底与英国的利益关系并不大。

也就在袁世凯在游说之际，张之洞和魏光焘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。他们利用自己在士林、旧官僚和部分开明士绅中的巨大声望，在咨议会内部、公开讲学以及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，以一种更为“传统”和“道义”的角度，阐述中国的立场。

张之洞在咨议会上，面对中外记者，引经据典：“《春秋》大义，首重华夷之辨，然亦讲‘兴灭国，继绝世’。

安南、朝鲜，本我藩属，受中华文明教化数百年。法国、日本，恃强凌弱，夺我藩篱，此乃不义！今我中华复兴，以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，收复台湾，规复汉四郡和交趾故地，此乃拨乱反正，复我华夏旧疆，合乎天理，顺乎人情！

至于朝鲜中南部，若日本能洗心革面，善待其民，与我修睦，则留其存续，亦显我天朝上国仁恕之道。

若列强执迷不悟，欲以强权压我公理，则我四万万同胞，同仇敌忾，虽千万人吾往矣！此非好战，乃为子孙万代谋一安身立命之基业也！”

他这番言论，将中国的领土诉求包装在“恢复旧疆”、“道义讨伐”和“仁恕存国”的儒家外衣之下，既符合传统士大夫的价值观，也向西方传递了一个“有理有据有节”的形象，弱化了其扩张的侵略性，强调了其正当性。

魏光焘则更侧重于“务实”和“和平”的呼吁，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强调： “兵者，凶器也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我中华饱经战乱，民生凋敝，亟需休养生息。

大帅用兵，非为穷兵黩武，实为捍卫国权，清除外患，以求长治久安。今战局已明，我之底线亦昭然若揭。

若能以台湾归我，乐浪、交趾设省，朝鲜中南部由日本善治，则战火可熄，东亚可迎来真正之和平。届时，门户开放，商旅往来，列强在华之正当商业利益，非但无损，反可因我中华之振兴而倍增！

此乃两利之道。若因小失大，为一岛一地之虚名，致战端绵延，生灵涂炭，商路断绝，岂非智者不为？”

他巧妙地将中国的核心诉求与“和平”、“通商”联系起来，暗示列强接受中国的条件，不仅能结束战争，还能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巨大商业红利，反之则两败俱伤。这对于重视商业利益的英美等国，尤其是美国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。

袁世凯、张之洞、魏光焘三人，通过不同的渠道，以或明或暗、或刚或柔的方式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