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实主义，以及其话语中蕴含的深刻矛盾与张力。

考察继续。专列折向西南，进入陕西，然后北上河套，再向东经过绥远，沿途周鼎甲频繁下车，视察水利工程、林场和农村。

在关中平原和河套地区，大规模的引水灌溉工程正在展开。有的是整修秦汉以来的古渠，有的是新开挖的支渠、毛渠。工地上，人山人海。

地方政府组织，以乡为单位，青壮年男子轮流上工，吃住在工地。工具简陋，主要是铁锹、镐头、扁担、箩筐，偶尔能看到几台人力或畜力驱动的抽水机。

工程采取“以工代赈”和“义务工”结合的方式，农民出力，政府提供基本伙食和少量工分补贴，工分可以折算成钱或来年抵扣部分农业税。

周鼎甲站在一处新挖的渠边，看着下面赤裸上身、汗流浃背、喊着号子奋力掘土的农民，眉头紧锁。他问陪同的地方官员：“工期多长？农民家里的农活会不会耽误？”

官员连忙回答：“回皇上，这是春灌前的突击工程，争取在夏收前把主干渠通水。农忙时肯定以农活为主。

农民虽然累些，但都知道这渠挖通了，自家的地就能浇上水，旱地变水浇地，一亩能多收几十甚至上百斤粮，所以积极性很高。就是工具太落后，全靠人力，效率低，人也确实辛苦。”

“没办法，钢铁和机器先紧着工厂和铁路。” 周鼎甲摇头，“但要想办法改善。伙食要保证，起码让人吃饱。安全也要注意，这么深的渠壁，塌方了怎么办？防护措施要有。”

他看到不远处，一些妇女和孩子也在帮忙，运送泥土或烧水送饭，心里又是一阵沉重。这就是中国式的“勤劳”，也是被生存压力逼迫出来的无尽辛劳。

而与此同时，在黄土高原和荒山上，另一场“绿色战役”也在进行。政府免费提供树苗，主要是耐旱的槐树、榆树、杨树，也有部分枣树、核桃等经济树种，组织农民在农闲时上山种树。每个公社、生产队都有任务指标。

周鼎甲爬上一座正在植树的山头。春风吹拂，还带着寒意，但许多山坡上已经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嫩绿。农民们用简陋的镢头挖出树坑，小心翼翼地将树苗放进去，培土，踩实。

一些老农告诉他，种树是好事，尤其是槐树，长得快，木材结实，叶子能喂牲口，花还能酿蜜，根系能固土，减少水土流失。

虽然眼前看不到直接收益，但长远看对村子、对后代都好。官府还给记工分，所以大家还算愿意干。但也有抱怨：树苗有时供应不及时，有些地方土质太差，树苗成活率低，白费力气。

“不能光种不管，” 周鼎甲对地方官员指示，“要建立管护责任制，包栽包活。成活率高的，给予奖励。经济林要推广，几年后能让老百姓见到实在收益，他们的积极性才会更高。这不仅是改善环境，也是给农民开辟一条未来的生财之道。”

而在一些交通相对便利、资源有特色的村庄，周鼎甲看到了初步发展的农村副业和萌芽状态的“村办工厂”。

比如在晋南一个盛产芦苇的村子，农民利用农闲编织苇席、苇帘，由村里的合作社统一收购，销往外地。

在关中一个产棉区，村子利用旧祠堂办起了小型轧花坊和手工纺织作坊，雇佣本村妇女，将棉花初步加工，或织成土布，虽然粗糙，但成本低，能满足本地部分需求，也能增加村民收入。在靠近煤矿的村子，有组织壮劳力利用农闲下小煤窑挖煤，或者从事短途运输。

周鼎甲参观了一个由乡组织、利用本地陶土资源办起来的小型砖瓦厂。土窑烧制，工艺原始，产品质量不稳定，但确实能生产出盖房用的青砖和瓦片，价格比从远处运来的便宜不少，很受周边村民欢迎。

砖瓦厂的利润，一部分上交乡政府，一部分用于给参加劳动的老百姓分红，还有一部分留作扩大再生产。

“这个路子对！” 周鼎甲难得地露出了赞许的神色，“因地制宜，利用本地资源和农闲劳动力，发展手工业和小型工业，既能满足本地需求，减少对外依赖，又能增加农民收入，吸纳剩余劳力。

政府要加以引导，提供一些简单的技术指导和市场信息，但不要过度干涉，要进退自由，只有让农民看到实惠，他们才有动力。”

然而，这样的亮点并不多见，且规模都很小，技术水平低下。绝大多数农村，依然处于传统的、以粮食种植为主的自然经济状态，仅仅是在边缘地带，有了一些微薄的商品化尝试和劳务收入。

所谓的“欣欣向荣”，更多是一种在极度贫困基础上，因为有了土地和相对安定的环境，而产生的微弱改善和希望，远未形成真正的繁荣。

考察进行到五月下旬，正是青黄不接的“春荒”时节。去年的存粮已消耗大半，新麦尚未成熟。这是农村一年中最艰难的时候。